镇远是贵州东部的一座小县城，小城四周青山环抱，潕阳河从城中穿行，城内还保存有多处古迹和古民居，风景甚为秀丽。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与黔山毛豆、胡师傅、小佘一同游览镇远城。

镇远城（局部）

      镇远城内最著名的景观算是祝圣桥与青龙洞古建筑群了，我们暂住的“得月楼”旅店正好面对着祝圣桥、青龙洞，我们坐在房间里就能观赏到河对岸秀丽的古建筑群。

祝圣桥与青龙洞古建筑群

      站在大河关码头上，我们观望着青龙洞古建筑群。

青龙洞古建筑群

      镇远老城依山而建的古老街道上满是一栋一栋的清代老房，这其中要属“傅氏民宅”保存得最为完好。这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的老宅分前后两院，坐北朝南，建筑装饰精美华丽，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实属不易。

傅氏民宅的大门

      我还在蟠龙大桥上看见了划龙舟的桨手，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镇远龙舟节了，他们显然是为了能在龙舟比赛上取得好名次而努力练习。

划龙舟

      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与黔山毛豆、胡师傅、小佘一同游览镇远，我们乘坐星期六早晨的火车前往镇远、星期天下午的火车返回贵阳。我很喜欢坐火车的感觉，那样能让我透过窗户看见一幅幅活动的风景。

      今天是第9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然而在几天前我却发现我的知识产权可能被侵犯了。4月22日下午，我在书店里看见了今年2月号的《音乐爱好者》杂志。其实我平日极少翻阅这本杂志，不过2月号这一期的封面是格鲁吉亚的美女小提琴手丽萨·巴蒂亚什维利（Lisa Batiashvili）。好吧，我承认我是一时贪恋美色，所以就翻开了这期《音乐爱好者》杂志。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翻阅到一篇题为《在维也纳寻找舒伯特》的文章时，我看见了很多熟悉的地方，然而有几张照片太熟了、熟得可疑。于是，我买了一本《音乐爱好者》2009年2月号，带回家对着自己拍的维也纳照片进行比对。

      我发现这期杂志中有两张照片与我拍摄的照片极为雷同，甚至很多细节都是一致的：一张拍的是舒伯特逝世纪念地的门前，一张拍的是舒伯特诞辰地纪念馆收藏的舒伯特的眼镜。以下就是我拍摄的舒伯特逝世纪念地和舒伯特的眼镜，手上有2009年2月号的《音乐爱好者》杂志的朋友可以翻阅第42页，比较一下相对应的照片：

      本人于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的两张照片与《音乐爱好者》2009年2月号第42页刊登的照片过于雷同，令我生疑，对此我要求：《音乐爱好者》杂志社对此事给予合理的解释，否则本人将考虑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复活节给我的回忆仅仅是在维也纳渡过的两次长假，至于复活节的宗教仪式、庆祝活动就离我的生活很远了。不过今天复活节前夜，摄影师胡师傅让我领着疯狂的电影爱好者小佘去贵阳北天主教堂观看仪式并拍照。其实我不知道应该拍什么，而且我用的卡片机常常让我感到捉襟见肘。而小佘拿着单反相机在人群中四处走动、拍个不停，可谓是得心应手。今晚，除了复活节礼拜仪式外，还有几十名教徒的洗礼仪式，这是我第一次观看洗礼，感觉颇为新奇。

等待仪式的小女孩

      果戈理（Nikolai Gogol）曾经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引自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我觉得表现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思想与精神状态才是音乐民族性的体现。至于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还是用现代技法表现，那不是民族性的体现，因为作曲技法只是工具。作为工具的作曲技法就放在每一位作曲家的面前，任何国家的作曲家都可以拿去使用，所以作曲技法没有国别之分、没有民族性的问题。这就像电脑、计算机技术，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使用。所以一个作品是不是中国音乐、是否具有民族性，和它是用现代技法创作出来的、还是用五声音阶创作出来的没有关系。难道外国人用五声音阶写的音乐就算中国音乐？难道江南民歌《茉莉花》用钢琴弹就成了外国民歌？难道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只有五声音阶、工尺谱、古琴才能表现？我们不应将作曲技法、乐器、记谱法等工具凌驾于音乐之上，我们不应将这些工具视为民族性的表现和判定标准，我们不应将自己的思想陷入到肤浅的工具论中。正如周文中先生所说：“并不一定是非要用中国民间音乐的旋律，或者听着像以往的传统音乐作品，才能叫中国音乐。从古到今，包括中国的音乐、中国人的血脉……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中华民族事实上融合了很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很多人头脑中的概念太符号化、太简单化了。用西方音乐技法，同样可以写出中国音乐，用民乐乐队和传统技法，也可以写西方音乐。西方现代作曲家，难道一定要使用中古时期的旋律写出的音乐才叫西方音乐？谁能定义什么是中国音乐应该有的音响？不可能，也不需要！我写的音乐，我认为它就是中国音乐，是因为它的文化是中国的，它的底蕴、内涵气质是中国的。此外，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文化可以是中国的，精神可以是中国的，但音乐是世界的”（引自《人民音乐·留声机》2008年2月号的周文中专访）。

      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Debussy）创作的《大海》（La mer）在巴黎首演；
      1917年，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Respighi）创作的《罗马的喷泉》（Le fontane di Roma）在罗马首演；
      1924年，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I pini di Roma）在罗马首演；
      1984年，朱践耳创作的《纳西一奇》在上海首演。

      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的关联，然而有一部音乐作品却把它们都串联在了一起，这个作品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刘湲教授创作的《土楼回响》。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刘湲的电话采访，创作于2000年的《土楼回响》是基于闽南客家人的土楼建筑而写的，是为了表现客家人的奋斗史。然而，刘湲却莫名其妙地将客家人的历史与德彪西眼中的大海、雷斯皮基描绘的罗马风光、朱践耳笔下的纳西族生活混在了一起：

      《土楼回响》第二乐章《海上之舟》开头一段德彪西《大海》之后，突然冒出了雷斯皮基《罗马的喷泉》的第三乐章《中午的特莱维喷泉》，据刘湲在电台里的采访所说，这一段是为了表现客家人与海上风浪的搏斗。但是这搏斗好像和罗马的一座喷泉没有什么关系吧？而第三乐章《土楼夜话》更是拙劣拷贝了一段朱践耳前辈的《纳西一奇》中的第三乐章《母女夜话》。第五乐章《客家之歌》据刘湲采访所说，使用的是客家民歌。但是这首“民歌”却和雷斯皮基《罗马的松树》的第四乐章《阿皮亚大道上的松树》十分雷同，甚至连许多装饰音都是一样的。

      从外国的德彪西、雷斯皮基到本国的朱践耳，刘湲在应用别人的材料时就好像是自己写的一般，刘湲大概觉得这些前辈作曲家都是客家人吧？用这样的方式创作出来的《土楼回响》不仅不能歌颂客家人，反而令客家人蒙羞。

      也许有人会问：施尼特凯（Schnittke）、罗奇伯格（Rochberg）、B. A. 齐默尔曼（B. A. Zimmermann）不是也引用别人的材料吗？请注意施尼特凯、罗奇伯格、齐默尔曼的创作动机：他们引用前人音乐、通过剪贴、变形的方式以唤起听众的音乐记忆，进而营造出一个过去与现在交织的奇异的音响世界，从而既暗示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又嘲讽、消解了旧有的文化与历史。正因为如此施尼特凯、罗奇伯格、齐默尔曼可以坦诚地说出自己所引用的各种前人音乐材料。

      《土楼回响》的创作目的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所以《土楼回响》中引用客家民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德彪西的《大海》、雷斯皮基的罗马三部曲、朱践耳的《纳西一奇》的出现就完全不可理解了。而刘湲在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只谈客家民歌的引用，却只字不提他所使用的德彪西、雷斯皮基、朱践耳的音乐材料。如此大规模、长时段地引用别人的音乐，而引用的音乐却与客家人毫无关系、与创作目的毫无关联，刘湲本人也不坦诚的说明、反而遮遮掩掩，于是我联想到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词——抄袭。

      附录：
      刘湲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录音《民乐逍遥游——土楼回响》（上） http://gb.cri.cn/1321/2008/07/14/542s2145237.htm
      刘湲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录音《民乐逍遥游——土楼回响》（下） http://gb.cri.cn/1321/2008/07/17/542s2150294.htm
      郑小瑛指挥的《土楼回响》 http://www.weamea.com/forum/content/a0b4f9e90209406a9c781bf19141f2bb
      卡拉扬指挥的德彪西《大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5MTg1NTY=.html
      迪图瓦指挥的雷斯皮基《罗马的喷泉》第三乐章《中午的特莱维喷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nAYh8hYFQU
      卡拉扬指挥的雷斯皮基《罗马的松树》第四乐章《阿皮亚大道上的松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oqasTguizM
      叶聪指挥的朱践耳《纳西一奇》第三乐章《母女夜话》 http://cuanxianghou.music.hexun.com/M3190844.html

      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各个学科的发展都还有限，人类的知识远不如当今这样丰富，在那个时代里涌现出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不过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入，各个学科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各种知识变得越来越复杂化，然而面对日益专业化的各个学科、日益复杂化的各种知识，个人的能力、精力、时间却是如此的有限，因此到了19世纪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博物学家，而到了20世纪时连博物学家都很少了，每个人几乎只能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钻研极为专业化的学科、复杂化的知识。这种学科的专业化体现在大学的院系建制上，体现在学术机构的部门划分上，体现在职业种类的增长上，甚至连医院内部的科室划分也越来越细。而知识的复杂化则可以用“知识大爆炸”来形容，几乎每一门学科都发展出了一套甚至多套复杂至极的理论体系，而且每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的复杂度和丰富度还在不断的增长，以致于专著越写越厚、书籍越写越多、考试越来越难。

      这种学科专业化程度与知识复杂化程度的加深既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日益深入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然而，学科的专业化、知识的复杂化却使得各学科专业人士所做的工作越来越不被普通大众所理解，造成了“曲高和寡”的局面；各学科专业人士所做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被其它学科专业人士所理解，造成了“隔行如隔山”的局面。于是，在专业人士与普通大众之间、在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士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学科知识鸿沟，而且这些鸿沟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还在加深加宽。这些巨大的学科知识鸿沟让专业人士与普通大众的交流、让各个学科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变得愈发困难，于是我们看见：当代物理学的规范场、超对称、弦论、11维时空理论、暗物质等概念让大众感到费解，经济学的GDP、GNP、PPI、CPI等术语让大众大伤脑筋，当代美术作品让大众不知所措，当代专业音乐让大众难以欣赏，……；同样地，作曲家向物理学家解释他们的音乐创作与物理学家向作曲家解释那些复杂的物理概念一样的困难、费力。

      面对这些巨大的学科知识鸿沟、面对大众的不理解，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士和资深的爱好者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许多科学界的专业人士和资深的科学爱好者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答：他们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向大众解释那些深奥的科学原理。这就是科学普及事业，这项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试图填平专业科学工作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学科知识鸿沟，使双方的交流变得容易，使大众能够理解科学、理解科学家的工作。然而，在这巨大的学科知识鸿沟面前，科学普及事业是如何实现的呢？实际上，专业人士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学科知识鸿沟只存在于该专业人士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之内，而在其它学科领域或其它话题上专业人士的认识水平与普通大众并无区别，就像绝大多数当代作曲家对医学的认识与普通大众一致、绝大多数医生对当代音乐的了解也与普通大众一致。这就意味着专业人士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学科知识鸿沟的同时，还存在着同样巨大的相同知识背景，因为每个人都接受了近乎相同的中小学教育、融入了近乎相同的文化风俗、使用着近乎相同的日常生活经验、阅读着近乎相同的媒体报道热点，这些就构成了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知识背景。科普工作者正是从这个相同的知识背景中寻找话语资源，并通过这些早已被大众熟悉的话语资源来解释深奥的科学原理，从而使科学普及事业的实现成为可能。

      现在，同样的问题也放在每一个作曲家、每一个资深爱乐者的面前：面对巨大的学科知识鸿沟、面对大众的不理解，我们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音乐普及事业，我们应当利用所有人都共同拥有的知识背景来向大众解释音乐的原理，从而填平音乐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音乐知识鸿沟，使双方的交流变得容易，使大众能够真正理解专业音乐、理解作曲家的工作。不过，我所说的音乐普及事业并非音乐作品的普及，而是音乐知识的普及，因为音乐知识的普及比音乐作品的普及更能使大众接近音乐的根本、更能使大众理解音乐家的工作。因此，让大众知道甚至明白和声、对位、曲式、配器等乐理知识与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音乐史知识，远比让大众毫无知识准备地聆听古典音乐曲目更有效、更有意义。

      科学普及并不要求大众能计算高等数学的公式，也不要求大众能背诵生物分类表，甚至不要求大众能看懂物理学的方程式，而是希望大众能够以朴素的方式、用平常的话语来正确领悟科学知识及其原理；同样地，音乐普及也不要求大众能作曲，也不要求大众能背诵各种和弦，甚至不要求大众一定能看懂乐谱，而是希望大众也能够以朴素的方式、用平常的话语来正确领悟音乐知识及其原理。这样的科学普及事业任重道远，这样的音乐普及事业同样艰辛，然而只有发展、推动科普事业才能让大众看见科学的光芒，只有发展、推动音普事业才能让大众发现音乐的真谛。

      许多城市都有棚户区——在四周高楼大厦包围下的一片破旧老房，然而这些老房常常隐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故事，位于贵阳市中心地带、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大楼后面的复兴巷就是这样一个棚户区。复兴巷的老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咸丰十年（1860年）时担任贵州提督的田兴恕就居住在这里，咸丰十一年（1861年）和十二年（1862年）田兴恕两次命人查抄天主教堂、驱赶教徒，并先后处死四名教徒和一名法国传教士（史称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清政府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在咸丰十五年（1865年）3月革除田兴恕的官职，并将其发配新疆，而田兴恕在六洞桥（即今复兴巷）的住宅则赔偿给了天主教会。当时的贵州教区主教胡缚理（Louis Faurie）就用这块地修建了南天主教堂，而现在的复兴巷老宅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教会的地产。不过当年的南天主教堂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改造大潮中被拆除了（现在的贵阳南天主教堂是于2003年另择新址修建的），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老照片才能一睹南天主教堂当年的风采，而这一片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现在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只是这里的居民们对搬迁计划很不满意，因为按计划他们将搬迁至一处名为望城坡的郊区（这地名取得有意思：望城坡——观望城区的山坡），所以至今还没有居民签署拆迁合同。

已被拆除的原贵阳南天主教堂

如今的复兴巷

复兴巷的部分老房

      今天，报社记者李胖又耐不住寂寞了，他约我、黔山毛豆以及豆嫂去贵阳市南郊的燕楼乡附近郊游。李胖带领我们爬上一座名为公牛屯的小山，在这小山上有一座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营盘古堡，名叫燕楼营盘。李胖一路上跟我们介绍燕楼营盘的现状：现在的营盘由一位名叫魏良的村民承包并维护着，在他承包之前山上的石屋、石墙的石料就被附近的村民搬下山去另作它用，以致在魏良承包之初整个燕楼营盘建筑群只剩下一个一个的地基，后来魏良从村民手中买回部分石料并按照地基修复了营盘的一部分，魏良和他的两个女儿就居住在这营盘里。不过当我们穿过山门进入燕楼营盘后，我们却没有见过魏良和他的女儿们，迎接我们的只有一只小猫，李胖一手抓住这只小猫，一手拿着尼康D80相机，对着小猫就是一阵狂拍。当我们在燕楼营盘里四处走走、看着一堵堵残垣断壁的时候，魏良的女儿领着几个小朋友回来了，据她们说，魏良正在山下参加村民的婚礼。于是我们告别了魏良的女儿和那只小猫，由李胖带路前往下一处景点。

公牛屯山

李胖拍猫

燕楼营盘局部

      李胖带领我们来到了距燕楼营盘约1.5公里远的金山，在这座小山的一侧有一个浅凹陷，在元代初期官府把开发燕楼乡的事情刻画在这凹陷处的绝壁上，之后的明代、清代都有人在这里留下字句，甚至还有解放后书写的毛主席语录，从而形成了一处从元代至现代的摩崖群。不过豆嫂却注意到地面沙地上一个一个的圆锥形小坑，豆嫂说每一个小坑的中心都藏着一只小虫，它们等着蚂蚁之类的虫子掉进坑里，然后吃掉蚂蚁。于是我看着满地的圆锥形小坑，想起了这就是自然纪录片里经常出现的蚁狮。豆嫂还试着挖出了几只蚁狮。毛豆说，今天的旅游涉及的学科还真不少：历史学、书法艺术、还有动物学，很值呀！

金山

金山绝壁上的毛主席语录

沙地上的蚁狮陷阱坑群

被豆嫂挖出来的蚁狮

      当铺是旧时的一种发放贷款的商号，借款人向当铺提供抵押品，当铺向借款人提供低于抵押品价值的现款。如果借款人到期不还款，抵押品就会被当铺没收；而在还款赎回抵押品时，借款人需要连本带利地还款，由于当铺贷款的利息往往很高，所以当铺的业务具有一种高利贷的性质。据说当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5世纪至6世纪），而“当铺”这个称谓则是在明代出现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取缔了高利贷，当铺也被取消了。

      在贵阳市中心的省府路上有一栋三层的砖砌结构老房，房子的侧面写着一个斗大的繁体的“当”字，颇为显眼。我完全查找不到关于这栋老房的历史的资料，我只能根据它的形制、结构猜测它是民国时期所建，至于它曾经的故事就一概不知了。也许这样也不坏，因为它留给了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

      贵阳市中华北路76号是一栋破旧的砖木结构两层老房，它原是民国时期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别墅，故被人们称为“毛公馆”。毛光翔（1893-1947）原为桐梓系军阀头目之一，在周西成于1929年战死后，毛光翔就任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1932年2月桐梓系军阀另一头目王家烈武装逼迫毛光翔退职，1932年11月毛光翔与蒋在珍、犹国材联合起兵反王，1934年初毛光翔兵败后便退隐赤水县，于1947年11月1日病逝于赤水县城。毛公馆建于1926年至1930年间，是毛光翔主政贵州时的住所。1935年3月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蒋介石在贵阳期间就居住在毛公馆内。解放后，毛公馆于1955年成为贵阳市郊区机关的办公地点，1958年改为乌当区区委办公地点，1959年10月之后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水电局、农业局等多个单位先后在毛公馆内办公，后改为职工住宅。

      据说毛公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还很漂亮：木制的楼梯、楼板、扶手漆得光亮，窗格上的玻璃五彩斑斓，大门前还有一片花园，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然而，如今的毛公馆却因年久失修而成了一座危房，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部分房屋被拆除、代之以高楼大厦，花园变成了水泥地面的大院，现存房屋的墙面脱落、开裂，二楼屋顶坍塌的大洞只做了简单修补，楼梯、楼板、扶手早已褪色、甚至部分变形，窗格上早已没有了彩色玻璃。除了整体结构依然能让人感受到罗马式建筑的特点外，毛公馆破坏非常严重，没有保留下原有的风格，以致毛公馆在2004年的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中落选。

      中国是饮食大国、烹饪大国，中国人也以本国的美食而自豪，于是有人说，西方人以性为中心、中国人以食为中心。饮食文化因此也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民以食为天。

      但是我们却眼见着这“天”在一点一点地塌掉：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水果让当时的《贵阳晚报》天天登报道；甲醇勾兑的假酒好几年前还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硫磺熏白的银耳被央视“焦点访谈”揭露后银耳价格大跌；过期陈化粮一度让民众谈粮色变；黑心月饼事件一度闹得全国沸沸扬扬；人造假蛋和苏丹红的红心蛋让未出壳的鸡雏也不得安宁；被污染的桶装水在贵阳让300多人感染了甲肝；假奶粉引发大头娃娃事件；还有黑心豆芽、有毒米粉、工业用胶制作的粉丝、含有大量抗生素的牛奶。一波刚平又起一波，随着富含三聚氰胺的奶制品的曝光，这个“天”已经塌得支离破碎了。

      八月八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其实奥运会在哪儿举行我是无所谓的，我关心的只是中国健儿在这届奥运会的表现。于是，我这个平日里除了足球几乎不看其它体育比赛的人，也坐在沙发前看着电视里的比赛转播、关注着每一场有中国运动员参加的比赛。而在比赛之前还有开幕式的文艺表演可以观赏。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不愧是学摄像出身的，制造光影幻觉、视觉奇观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张导演野心太大、讲故事的能力太差，于是中国文化元素被疯狂地堆砌在一起，各场景完全脱节，毫无层次、毫无逻辑。而中央电视台导播糟糕的业务水平甚至把张导演的视觉奇观都浪费了，很多绝美的画面都没有被央视的导播们抓住。幸运的是，最后的点火仪式极有创意、令人欣喜。

      不过我觉得奥运会最重要的还是运动员的表现。除足球外，我们中国运动员在各个体育项目上的表现令人非常满意：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非优势项目取得长足进步，这给予我们的既有以很大优势取胜的轻松，也有最后时刻险胜的紧张。到今天下午2点时，中国运动员己获得27枚金牌！但是中国足球队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中国女足打法过于简单，没有显著进步就会被别人赶超，昨晚女足0：2负于日本女足。中国男足的表现十分恶劣、像一场闹剧，完全是退步，两张红牌更是丢人现眼。

      这次由黔山毛豆带队的第十期活动有7个人参加，除了我、毛豆、毛豆的娘子外，还有改行当老板的原报社记者我之咖啡、贵州大学黄老师和两位贵州大学毕业的旅友。黔山毛豆带领我们来到了贵阳市机场附近的营盘山，据说这座小山的山顶平台上有一座“营盘古堡”。可是当我们爬上山顶时才发现史料上记载的古堡已经被无情、无脑的旅游开发商破坏得面貌全非，现在的“古堡”完全是新建的仿古建筑群。这个结果自然很让人失望，于是我们索性坐在“古堡”长廊里远眺机场、农田与村庄，又在当地的饭馆里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饭，最后坐着聊了很久的天，有几个人甚至还睡了一个不长的午觉。

从营盘山顶俯视农田与村庄

      待我们养足精神之后，我们步行来到了位于营盘山半山腰的云盘村。在小山村里我们发现了不少石板老房，据当地村民说这些都是上了百年的布依族民居，它们当中有很多都已经破败不堪、无人居住，这总算让我们嗅到点历史的沧桑感。随后我们在太阳的暴晒下步行了许久才找到车站、坐车回到市区。

云盘村的石板老房（部分）

      贵阳一中原本坐落在贵阳市中心，因其三面被南明河环抱，而被人戏称为“一中半岛”。但在2005年开始贵阳一中逐步搬迁至贵阳西北郊的金阳新区，2007年8月整个“半岛”校区被弃用，这个我曾经学习过三年的地方转眼间就归于寂静。这个废弃的校园现在是怎么一番面貌呢？于是好奇的我带着零星的记忆与小卡片相机踏入了这片熟悉的校园。

      足球场、跑道，还有不远处的实验楼与教学楼：球场与跑道原本都是一片沙土地，班上的男生时常在这里踢足球，体育委员高同学不止一次把球踢进南明河的浅滩，而我最爱干的一件事儿就是连人带球一起铲。1999年的初夏，足球场铺上了草坪，跑道铺上了红色塑胶，站在教室里望着即将完工的球场，李果忿忿不平地说：“天！草坪出来了，我们却要毕业了，要被赶走了！”现在的球场长满了杂草、野花，成了茂密的草场。

      高三时的教室：在实验楼的第一层，原本就是一间实验室，后来改造成教室。我们高三的时候，在最后一排课椅的后面有一小片空地，课间休息时许多男生会集聚在这里踢上一会儿球、玩玩传球游戏。从高一到高三，本班男生都保持着教室内踢球的传统，所以我们搬到哪间教室，哪间教室的墙壁上就会有大大小小的足球印。我们的班主任从口头警告、罚做卫生到没收足球，一直与我们的踢球传统做着不懈的斗争。现在这里没有了课桌、椅子、讲台，只剩下一地垃圾，偶尔有几只野猫路过。

      校园里的野猫：校舍被荒废了，人去楼空，于是这里成了野猫的天堂。它们都很胆小，稍微靠近一点儿它们就会逃得无影无踪。

      操场前的主席台：高二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歌咏比赛，就是以班级为单位的群众大合唱。当时我们班站在这个主席台上唱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还记得班主任让我们每个同学都在脸上打上红色的粉底，男同学们很不喜欢又很无奈。最后我们还留下了一张歌唱时的照片。

      “石榴”：在操场中央的钢制雕像。高一的一堂美术课上，美术老师解释说这个石榴代表了贵阳一中，里面的石榴籽就是一中培养出来的学生。然后她对这个雕像提出了批评：石榴籽应该是做成不同的形状，而不是统一的圆形，因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思想、个性，教育也应该使每个学生有自己的特点、特长。

      后花园：在教学楼的背后隐藏着一片花园，一个幽静、美丽的地方，高处还建有一座小亭。现在它比以前更幽静了，花草也更茂盛了，路也被一层厚厚的枯叶覆盖，学生已经没有了，蚊子和小鸟是这里的新主人。

      体育馆里的狼藉：这里是我们当年上体育课练跳高的地方，所以原本有一大块空旷的空间供大家起跑、助跑，空地的边缘还放置着双杠、平衡木、乒乓球台。而现在这里摆满了破损的桌椅、木柜，它们和这个校园一起被人遗弃了。

      游泳池：高一的第一次家长座谈会上，当时的校长在学校闭路电视里对家长说，要让一中的学生都学会游泳。但我没有学会游泳，而且高中三年只下过三次水，还是被体育老师强行安排入水的，后来再上游泳课我索性就在岸边坐着。现在的游泳池水浅了也混浊了，池底还布满了水草。

      篮球场：就在游泳池的旁边。我们班的男生不仅用这块场地打篮球，还用它踢足球，我们管这个叫“踢小场”。实际上我们踢小场的次数比踢大场还多，我们也因此被学校领导训斥过几次。现在这里是校园里唯一有人气的地方，还会有很多学生到这里打篮球。

      贵阳一中搬迁了，市政府计划将这片校园改建成广场花园。在“一中半岛”里上演过的故事早已消失在这片荒凉的校园之中，现在连这片校园也将消失。

      在贵阳市东北郊乌当区东风镇明清仿古街的尽头有一座供奉关公、财神的古建筑，名叫协天宫。这座协天宫又名财神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年至1521年），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嘉庆七年（1802年）及光绪十六年至三十二年（1890年至1906年）均做过大规模的维修。民国时期协天宫一度用作乌当中心小学的校舍，1940年又在这里成立了贵阳县乌当区公署，1941年改设贵筑县乌当区署。解放后，在协天宫内先后于1950年设立贵筑县乌当区公所、于1955年设立贵阳市乌当区人民委员会。文革期间，协天宫遭到了严重破坏。1991年市政府拨款维修协天宫，并在其内设立了文化站。2003年至2005年协天宫又经历了数次维修。

      协天宫是由大殿、戏楼、南北两个厢房构成的四合院建筑群。整个建筑群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694平方米。位于东侧的大殿是单层的混合式硬山顶砖木结构建筑，面宽14.3米、进深11米、檐高5.3米，在屋檐下的横梁上雕刻有双龙戏珠图案。

协天宫的大殿

协天宫大殿的屋檐

      南北两个厢房尺寸较小又很质朴，它们的面宽均为18米，共有两层，底层高2.4米、顶层高2.2米。在北厢房的内墙上嵌有七块清代石碑，纪录了乌当开集市、塑神像、修缮协天宫等事件。

协天宫的北厢房

协天宫北厢房内墙上嵌的清代石碑（部分）

      位于西侧的协天宫戏楼是贵阳市保存最完整的戏楼之一，为两层歇山顶木结构建筑，面宽9米、进深11米。底层是出入协天宫的过道，高2.77米；顶层为戏台，高3.03米。在顶层的房檐下以及两层之间的戏台枋上都雕刻着花、龙、凤、人物等图案，令人惋惜的是这其中根据戏文故事雕刻的人物像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破坏，仅留下一个个人物轮廓。戏楼顶层的四个飞檐高高地向外翘起，造型颇为夸张。戏楼临街的一面原有一座碑楼，后因年久失修、难以修复而被拆除，这反而使得这座戏楼拥有了一个独特之处：既可在四合院内举行中型堂会，也可将戏楼临街面的活动窗屏卸下，面向广场演出。这种两面均能演出的戏楼在全国也属罕见。

协天宫戏楼（临街面）

协天宫戏台枋上的戏文故事雕刻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汶川县距成都市159公里。根据国务院应急办公布的数据，截至到18日14时，汶川地震已造成32477人死亡，220109人受伤。也是在18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将这次地震的震级由7.8级修订为8.0级，国务院宣布5月19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今晚19点30分在贵阳市北天主教堂内举行了一场向灾区人民祈祷的活动。我原本并不打算去参加的，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一名贵州天主教会的丫头志愿者反复声明这次的祈祷活动是非宗教的，加上她盛情的拍摄邀请，于是我和摄影专家胡近清还是决定参加，顺便把记者李胖也叫上。在今晚的祈祷活动中，人们在烛光下时而朗读、时而歌唱，向灾区的每一个人祈祷、祝福。

      中午2点半左右，我坐在电脑前感到一些古怪，椅子像被人摇似的左右摆动，接着放电脑的桌子也在晃动，于是我走到客厅把躺在沙发上的妈妈叫醒，她起来后说她感到沙发在晃动。难道房子出了问题？我急忙往窗外望去，看见楼下的停车场上站着不少人，不远处还传来一阵阵的狗叫声。晃动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看见对面一栋居民楼里的住户都走了出来，有人一边走一边打着电话，诉说大楼在晃动。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小范围的问题，于是打电话给居住在北城区的黔山毛豆，他说他感到晃动了。于是我确定这是一场地震，但是贵州不是地震区，所以我猜测这是发生在附近省份的大地震，也许是云南。我走出家门，看看附近街区的情况：只见街道两旁都站满了人，不过多数人都是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恐慌，地震带给贵阳市民更多的是趣味和从未体验过的奇怪感受。

      早早回家之后，我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等着CCTV发布新闻。果然下午4点钟左右，CCTV发布突发新闻：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7.8级地震，成都、重庆、湖北、湖南、北京等地都有震感。我试着联系外省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接短信、上MSN、上QQ，长沙、怀化、北京、深圳都用震感，CCTV报道海口、南京、上海、济南、呼和浩特也有震感，还有云南、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天津、甘肃、宁夏等地也有震感。据报道，泰国首都曼谷也有震感。

      也许是贵阳乌当区的下坝并不为大多数贵阳人、更不为外地人熟知的缘故，今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人参加：除了我、黔途网站长黔山毛豆、报社记者李胖外，还有摄影师胡近清、贵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红玉米、贵州大学语言学客座研究员Dsylai、以及三名贵州大学的学生摄影爱好者，共计9人。李胖是从贵州大学毕业的，这使得参与这期活动的人员中有6人与贵州大学有关，因此毛豆戏称这期的活动是“贵大专场”。

      这次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改变了计划：我们先坐车前往下坝乡喇平村，并轻松找到了水东宋氏土司的宣抚司治所遗址。水东宋氏家族曾统治贵阳及其附近地区达500余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被废，这座宣抚司治所遗址就是这一家族统治贵阳时的众多办公楼中的一座。再显赫的历史也经不住时光的打磨，这座宣抚司治所遗址早已破败不堪、成了危房。黔山毛豆显然对这点儿发现不知足，他迅速发挥他那强大的沟通能力和亲和力，与居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乡攀谈起来，这使我们不仅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水东宋氏家族的历史和小村子的变迁往事，而且还在老乡的家中看见了一本宋氏家族的家谱。

喇平宣抚司治所遗址

      离开老乡家后，我们徒步约4.3公里来到下坝乡找小餐馆，在吃过午餐后我们又徒步约1.5公里来到了宋二寨的佛山寺。这座建于清代的寺庙不知何故竟完全闲置、无人看管，所有的殿宇都搭上了脚手架，却不见工人施工维修。我们在这座寺庙中休息了许久，胡近清师傅也趁着这段空闲时间给我们上了一堂摄影课。离开佛山寺后，我们徒步前往这次活动的终点站——约2公里外的清代老桥普渡桥，但在半路上黔山毛豆、红玉米、胡近清等人突然决定沿路旁小道到当地农民的樱桃园里采摘、购买樱桃，令我、李胖、Dsylai等人在路旁等待许久，真是有组织、无纪律！但是以毛豆为首的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同志给我们也带了不少樱桃，这说明他们还是有良心的，是可以改造好的，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在这次活动中，我还发现某些人为了能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为了能拍摄到最佳的效果，可谓是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太令人敬佩了，我这儿有照片为证：

李胖拍摄喇平宣抚司治所遗址

贵州大学摄影爱好者拍摄佛山寺

      也许是天空中一片一片的乌云让一些人打消了参加“寻访陈迹中的文字——乌当来仙阁文化之旅”活动的念头，今天的活动就我、黔途网站长黔山毛豆和报社记者李胖三人参加。因为出发的时候不是交通高峰期，我们很顺利地坐车来到了乌当区东风镇。我们一下车就前往乌当惜字塔。原计划看完惜字塔就赶往来仙阁，但是毛豆要求临时改变行程：去往后所村的古林寺。虽然我说明古林寺完全是翻修的、原来的古迹早已无从寻觅，但是毛豆还是像磨豆腐似的把我们磨到了古林寺，结果当然是很失望，反而是在从古林寺返回惜字塔的路上发现了一栋很有趣的老房。

      东风镇龙井村64号是一间无人居住的破旧木制老房，当我们踏进这栋老房的一件侧室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整个房间的墙壁、天花板上都糊着一层层50到70年代的老报纸，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革命口号、红色标题，一个时代的激情与疯癫全都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黔山毛豆与李胖像打了兴奋剂似的高声念着这些标题，手里的相机拍个不停，最后毛豆看着这些发黄的报纸上的革命标题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很黄、很暴力”。

乌当区东风镇龙井村64号墙壁上的老报纸（部分）

      离开那栋意外发现的老房后，我们的行程就重新回到了原定的路线：先前往麦穰村的来仙阁，然后返回东风镇参观了协天宫，一路上还看见一些不知何时修建的老民居。唯一不顺利的就是午饭，因为我们返回东风镇时早已过了正常的午餐时间，镇上的小饭店都已停业休息，我们只好回乌当区的行政中心——新添寨找了一家羊肉粉店解决问题。

黔山毛豆与李胖拍摄来仙阁